媒体:参与暴力的香港青年人 狂暴心态从何而来?

身穿黑色衣服,戴着黑色或深色口罩,拿起铁枝,翘起地砖,一波接一波地对警察守护的公共建筑发起疯狂的进攻——卷入香港修例事件的香港青年人令人震惊,更令人痛心。一个多月来,香港社会围绕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出现纷争,发生了一系列游行示威和暴力冲击活动。那些参与暴力冲击的香港青年人,莫以名状的怨恨和狂暴心态从何而来?
  在事件尚未平息的今天,制止暴力、恢复社会秩序固然是当务之急,但作为关心香港社会和青年人健康成长的人,尤其是如笔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开始深思和分析这次事件所揭露出来的香港青年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反省香港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人们可能会谈国民教育和青年发展空间的问题,但网络教育的缺失甚至缺位,才是最容易被忽略而又至关重要的因素。今天的青年一代,是成长生活在网络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网络社交平台和网络媒体,几乎成了青年人如同食粮一样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但坦白讲,香港教育却未能同步跟上这个网络时代。这里不是说学校教育工具上的网络化,而是指在网络对于青年人的信息获得、价值观行成、社交行为乃至人格的塑造起着超乎想象影响力的情况下,香港教育工作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实践都是严重缺位的,甚至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意识。
  此次一系列的暴力冲击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网络的动员力量。反对派通过“连登仔”(社交讨论平台)、Telegram(网络社交软件)等平台进行串连动员、议题炒作、文宣传播、暴力教学、路线规划、战术指导和物资集散等。2014年违法“占中”是靠脸书来进行,但这次使用的社交平台和软件,在技术上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后两者有一个群组容纳几万人的容量,通讯保密程度和视听材料的制作传播等也远超前者。
  每一次的游行示威,每一次的暴力冲击,都是通过这些网络社交平台来进行组织动员和指挥调度的。老实说,如果不是爆发这次事件,估计许多教育界人士都未必意识到这些网络社交平台原来具有那么大的能量,甚至未必听说过有这些软件,显然香港网络教育是严重落后于科技发展的大环境。
  不客气说句,当香港教育工作者还使用最传统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各种课外活动、学研考察时,原来青年学生已经能够使用最新潮的网络社交软件进行更大规模、更高效率的互动和活动组织。
  当香港教育工作者还对青年学生在真实世界中发生的各种行为进行品格教育和辅导之时,原来青年学生更多在网络虚拟世界进行交友互动、游戏合作、娱乐休闲乃至网络欺凌。在同一个朋友圈、同一个网络群组之内,彼此之间的观点立场是如此地封闭而不能包容,任何一个群内同龄人如果对参与暴力表示一点异议,甚至中立不参与,便可能立刻被“拉黑朋友圈”,被驱逐出群。
  当香港教育工作者还热衷于如何组织青年们去社会实习,交流考察等在真实世界的学习活动时,原来青年学生已经习惯了通过网络来接触了解社会时事、政治观点。网络上的时事报道和观点文章比实体报章杂志和老师的教导更具压倒性影响。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在当今大数据的算法设计之下,只要青年网民通过习惯使用的入门网站和社交媒体接触过一次某种立场观点的时事报道和评论文章之后,网络就会从此自动推送相近立场观点的文章。换句话说,既有的立场和见解就会因此而不断固化,从此立场变成信仰,见解变为成见。
  总而言之,技术能力的落后,技术意识的不足,意味着对青年学生在教育权威性的落后,教育说服力的落后,品格教育实效性的落后。这是香港教育界应该奋起补回的重要一课。
  (作者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前主席,港台腔特约香港观察员 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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